中体西用式管理——中国企业本土化实践

中体西用式管理系列课程包括：《制度管控方略》、《目标管理要略》、《绩效考评策略》、《企业文化战略》四门核心课程。我们强烈建议：

督导层、执行层学习《制度管控方略》及《目标管理要略》两门课程，获得对管理的认识、督导力及执行力的提升！

管理层在学习督导层课程的基础上，增加《绩效考评策略》课程，全面掌握管理技能及考评手段，实现管理能力的系统化！

领导层除学习管理层课程外，应增加《企业文化战略》课程的学习，从全局角度出发，通过企业文化战略，将企业发展水平带到更高境界！

附：《中体西用式管理》系列课程大纲

中体西用式管理

——中国企业本土化管理模式探究 

中国企业所面临的困境

中国作为农耕文化代表的东方国家，自古以来就有“重农抑商”的传统，然而商业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应运而生的就是“企业”这个新生事物。企业是依托于商业而存在的，中国长期处于商业极度不发达的状态，没有商业社会传统，中国人也不具备足够的商业化思维，这对于现当代中国企业的成长与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因农耕文明的局限性，自公元十九世纪以来中国经历了两百年落后挨打的历史。改革开放让中国开始摆脱落后，一是源自两相比较之下的自我认识和觉醒，西方思想与经营管理手段确有其独到之处；二是因为中国式的要素组合优势：广大的市场和丰富的劳动力，低价资源和相对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更重要的是市场机制促进了这些要素的流动，改变了要素的组合和使用方式，提高了生产效率。经过三十年的改革激荡，中国制造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也获得了“世界工厂”的称号。

二十一世纪的前十年，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开始凸现：生产要素成本的上升，资源环境压力增大，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提高，低成本竞争优势正在受到削弱；资源的竭泽而渔，环境污染等成本居高不下。生产要素价格低，价格机制扭曲，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内需消费拉动不足，内外经济失衡等深层次的问题和矛盾严重制约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可持续发展压力逐步增大。

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告诉我们，从长期看中国的低价优势是难以为继的。中国经济已成为全球经济的一个部分，生产要素的价格调整是必然趋势，低成本、技术含量不高的增长方式不可能支撑一个国家的持续发展，况且中国企业的低效能与资源大消耗和浪费进一步拖累了原有的低价优势。

外部压力直接导致很多企业开始寻求以产业升级、战略调整、内部管理提升等作为突破口，欲图获得新的竞争优势。强化竞争力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模仿学习，中国企业不约而同将目光转向了西方，以欧美跨国企业为代表的榜样成为了效仿标杆，在学习其管理思想的基础上，还引入了如六西格玛、ERP（企业资源规划）、TPS（精细化管理）、SWOT分析、KPI（关键绩效指标）、BSC（平衡记分卡）、ABC（成本作业法）、CRM（客户关系管理）、MBO（目标管理）、TQM（全面质量管理）、PDCA循环、波特五力模型、4P/4C理论等一系列管理工具。不可否认，西方管理思想和管理工具，让中国企业打开了视野，在一定程度上对企业管理发挥了作用，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企业管理者发现，西方管理工具的执行和落实效果往往会打折扣，也就是说西方管理模式在中国本土化实践上出现了一定的偏差。

为何欧美国家的企业通过事实论证了效果的管理方式，来到中国就水土不服呢？如果说只是中国本土企业面临此问题，或许能归咎于企业性质和国家背景的差异，偏偏无论是外资企业、合资企业还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只要是扎根于中国，大都出现了共性症状，这其中的根源虽然比较复杂，但无疑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曾在2008年对数百位中国企业工作者进行过一次调研，结果很有意思。按照工作年限区分：年限0-4年的企业工作者，对西方管理体系认同度较低；年限5-9年的企业工作者，对西方管理体系认同度最高；年限10-14年的工作者，对西方管理体系的认同度却呈下降趋势，只略高于0-4年群体；而工作年限超过14年的人，对西方管理体系认同度在所有受访者中最低。这个结果乍一看很出乎人意料，但仔细分析也不难发现，我们的职业生涯发展与这个结果又何其相似：初出茅庐进入社会，初生牛犊不怕虎，对一切东西都呈否定态度，自我认知不准确；随着经验增长，慢慢发现西方管理比较先进，开始汲取知识，全盘接受；但是当阅历愈发深厚的时候，却觉得西方管理模式在中国企业中往往无法落实，甚至效果上南辕北辙，进而开始迷茫……

笔者认为，以上这些普遍现象说明，单纯将西方管理体系复制到当今的中国企业中是不恰当的，“中体西用式管理体系”才是更适合中国企业的管理模式。

系统解决方案：中体西用式管理体系

如果深入分析分析中国文化可以发现，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柔性文明”的典型特征：受到外来文明（或新文化）冲击时，如传统文明胜于外来文明，就会包容、吸收、改造外来文明，保持传统文明的基本面，佛教东传就是典型例证。当外来文明（或新文化）更为强大时，传统文明无法保持其外部表现形式，会渗入外来文明（或新文化）内部，通过“借壳”来表现自己，获得新生。孔孟时代的儒学发展至汉代，受到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儒学改良，其本质并未消亡，而是“借壳”新生，最终到晋代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官僚体制，重新焕发生命力。面对西方文化这种“刚性文明”，中西碰撞的融合、冲突都是表象，最终结果必将是涅槃新生！

在“文明涅槃论”的基础上，笔者提出“中体西用式管理体系”作为系统解决中国企业管理问题现状的解决方案。一般认为，所谓“中体西用”是中国近代有关中学与西学关系的命题。洋务运动时，张之洞在《劝学篇•设学》中提出，“中学为体”，是强调以中国的纲常名教作为决定国家社会命运的根本；“西学为用”，是主张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近代科学技术，效仿西方国家在教育、赋税、武备、律例等方面的一些具体措施，举办洋务新政。参照严北溟主编的《哲学大辞典·中国哲学史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年版）关于“体用”一词的三条解释：其一，体指形体、形质、实体；用指功能、作用、属性。其二，体指本体、本质，用指现象。其三，体指根本原则，用指具体方法。本课程所指之“中体西用式管理”，是从企业管理角度出发，提出以中国传统管理思维作为企业管理的本质和根本思想，辅以西方现代管理工具和手段（非西方管理思维）作为运用和方法，实现管理可控性和有效性的统一。

中国传统管理思维来源于儒家文化，其发展取向是重群体、重道德、重实用；西方现代管理思想来源于古希腊和文化，其取向是重个体、重科学、重思辨。西方管理手段在企业战略、市场营销、人力资源、金融财务和运作管理方面对中国企业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其重视目标结果而忽视过程、重视管理工具而忽视管理哲学的导引、重视普适性而忽视企业个体差异、重视统一标准与硬性要求而忽视文化与观念对管理制度与工具的有效性的影响等，毫无疑问是其局限性所在，“中体西用式管理”可以弥补其不足。

“中体西用式管理”的优势在于：一是贴合中国文化传统，符合中国企业管理发展历史与现状；二是改变一个社会大多数人的思维习惯是极度困难的，“中体西用”式管理顺应了中国人从事企业管理工作的思维逻辑和行为方式，通过一种相对低成本和少阻力的方式推动了中国企业管理水平的进步；三是正视了商业社会中企业需要效益、管理需要结果的根本原则，选取那些符合中国企业本土化操作的西方管理手段和工具，并加以充分学习和运用，弥补了近些年所谓“中国式管理”在管理手段和结果落实上的软肋，将中国企业管理升华到一个更高境界。